想起那些年做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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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也就是1993年,我在洛阳教育学院脱产进修,学习英语专业。

学业不紧,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那时,下海经商的浪潮很高,有句戏言称:社会上有两拨人,一拨已经下海,一拨正在准备下海。全民皆商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不少人都在经商或者兼职经商倒也是事实。

这自然让我年轻的心有些雀跃。祖辈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装满圣贤书的知识体系,教书育人的工作经历。我自忖身上没有做生意的基因,头脑里的经济概念也仅仅局限于买买卖卖。对做生意真的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班上的同学都是来自市内各县区的老师,大都和我一样,在海边看热闹瞎评论是一把好手,真要往海里去游泳转身就跑。我们毕竟是老师呀!做生意岂不沾染一身铜臭,有辱两袖清风的灵魂工程师形象。小知识分子的面子和清高是根深蒂固的,也是不能丢掉的。虽然它不能当饭吃,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得不慎。

社会上的风浪太大,远远地站在海边也难免会湿鞋。加上年轻,心里总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在奔腾。倒不是想着能挣多少钱,纯粹是尝试的冲动和凑热闹的心理在作祟。

首当其中的是家教,这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轻车熟路。班里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有家长找到学校,学校再推荐优秀学员。双方谈妥后,选中的学员便利用下午或晚上到学童家里去,辅导英语或作文,按小时收费。每小时大概二三十元吧,不多。但年轻的心已惊喜万分,体现价值,附带收入,一举两得。

这样守株待兔的事毕竟少。大部分学员坐在冷板凳上,犹如挑剩的歪瓜裂枣一样无人问津,我也是其中之一。怎么办呢?没人来牵线搭桥,主动出击也许是最好的策略。我咬咬牙去旧货市场上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在硬纸盒上用毛笔写了“英语家教”四个大字,莂在自行车的前把上,骑着就往人潮汹涌的大街上窜。

挑一个繁华人流量大的路口,把车子一扎,人往边上一站或一蹲,生意便开张了。这情形有点像古代贫寒家的幼女,脖子后边插根稻草,要么在胸前挂个纸牌,写上让人心酸的几个字,眼巴巴地等待着富贵人家来赏口饭吃。蹲在街边时,我真得这样想过,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那跟哪呀!我这是卖知识,凭劳动吃饭,光荣地很。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让自己的脚在路边站得稳当些。

可心里还是打鼓,总感觉自己像猴子一样,在人流穿梭的目光中,红红的屁股无处安放。看来,做生意脸皮薄的人真得不行。还没推销产品脸就红,人家一张嘴搞价自己就软,不赔钱都说不过去。好的是做家教没有本钱,只是挣多挣少,要不然像我这样的呆子,肯定得赔的剩下裤衩子。

那时的家教市场还相当不错,在路边一拉开阵势,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洽谈。对儿女的教育一直是父母们的一件大事,英语专业还热门抢手。很快我就谈好了两个主顾,时间上叉开,每周两次,一个偶数,一个奇数,互不干扰。

我颇有点洋洋得意,开始拨拉小算盘,脑子里浮现出牛肉啤酒。真干起来可不轻松。一家离学校较远,蹬自行车最少半个小时。有时时间没计算好,饭也顾不上吃,猴急猴急地往人家家里赶,到了出于礼貌还得冒充已吃过了。肚子咕噜咕噜叫着坚持两个小时。遇到聪明的孩子还好点,遇到贪玩不开窍的,讲个两三遍犹如对牛弹琴。可恨地是你还不能发火,顾客就是上帝,在上帝面前你哪有瞪眼的份。

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对古代私塾里的先生们非常同情。他们一般受雇于大户人家,在主人的寄养和顽童的戏虐中生存。虽有戒尺,但打疼了孩子大人们嘴上不说,心里是不高兴的,尺度把握不好随时都有卷铺盖走人的危险。

虽有委屈和辛苦,在教育学院进修的两年间,我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做家教。从一个农家孩子的角度,我抱的态度是挣钱其次,最主要的想通过这种方式深入社会,了解城里人。我从小在山村里长大,接触的大都是胡子拉碴、头发蓬乱、指甲缝里藏灰的农民,城里人在我心里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神秘存在,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好奇超过了挣钱的欲望。

现在想来,我真是天真地可爱。但对于一个十八岁以前从未见过霓虹高楼的野孩子而言,这又是多么正常。

贫穷限制了想象,低微阻隔了梦想,成熟在爬行中孕育,温情在残酷中流动。多年后,我也在城里安家落户,想起那时的心情,欣慰中露出苦涩的笑容。城里人、乡下人哪有那么大的差别呀。

好多事都随风飘逝了,唯有家教的经历还印在脑海里,因为那是我从农村走进城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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