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是参加马背军刀和山蝇组织的自虐活动，爬完山顺着小径往下走的时候，领着小队伍打头阵的这两伙计忽然就停住了，松散地跟在后面的几位美眉只见他们半蹲在路边，饶有兴致地盯着什么在看，手中比比划划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芒。一直到拉在后面的几个人都跟上来，他们还在看。我们几个也忍不住围上去凑热闹，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好玩的东东弄得他们那么兴致勃勃，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两头猪。

    我也盯着那猪看了一阵子，却没看出那猪和普通的猪有什么区别，好生纳闷儿，问道：不就是猪吗？有啥值得那么细瞧的啊？不会是来历不凡的克隆猪吧？！旁边的阿雪就说：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过猪，当然觉得稀罕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哈哈，原来他们都是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这一帮子人除了我和阿雪，就都是在滋润的北京城长大的，一个个白白净净皎皎嫩嫩，典型北京人的气质；好几个七十年代后半段儿生的，要是家里没有农村的亲戚，那猪啊羊啊的也就恐怕只在电视里见过了！他们只在电视里见过猪，和我只在电视里见过南极的企鹅一样，见到实物难免新奇兴奋了！毕竟是一群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啊。

    那时候，我就想，哪天要写写爸爸的老家，一个叫东沟的村庄，在那里我耗掉了从小到大的无数个寒暑假，至今还有些七大表哥八大堂姐的亲戚生活在那里。在那样的村庄里泡大的我，当然看着看猪稀罕的人稀罕了。别说见过猪跑，养猪喂猪杀猪甚至猪生病猪下崽儿，哪有我没看够的呀。

    东沟是一个七十年代初人口大约300多的小村庄。我的祖父曾经是那里的村长，据说是位儒雅善良有学问而受人尊敬的人，只是我从没有见过他，因为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于六十年代初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因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世。爷爷和奶奶都分别是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从朝鲜半岛来到当时还没有界定为中国国境的豆满江以西的，爷爷是在1908年，奶奶是在1920年左右。后来他们成家定居的东沟等地就历经日、俄、伪满洲统治等历史与政治的变迁，成了新中国的吉林省境内，那里的居民按照自愿原则大部分加入中国国籍，成了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少数人仍然保留着朝鲜国籍。

    爷爷奶奶育有三男二女，父亲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东沟那村庄别看小，朝鲜战争的时候竟出了30多名烈士，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个儿子阵亡，有的人家上前线的儿子甚至不只一个，生还的寥寥无几。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中朝鲜族人有大约一万人，绝大部分都阵亡了。我的大伯父就牺牲于朝鲜战争，却不是以志愿军的身份，而是以朝鲜人民军的身份。

    我无意评说历史与政治，却永远诅咒为了一己的贪婪与兽性而肆意发动战争、制造人间惨剧的肮脏残忍虚伪的政客与政府。古今中外有史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仅仅为了个别统治者膨胀的野心与利欲就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游戏中的冤魂？“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不要对我说什么爱国主义不爱国主义的吧，除了少数高官厚禄的人借助战争而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光环外，有谁还记得那些被当作能动的武器抑或只是武器的一部分而被活活葬送了血肉之躯的大部分中层以下的官兵？历次战争中生还的人又有几人后半辈子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尤其是那些伤残者！而那些失去了亲子的家属们又有谁曾经过问过吗？！

    大伯父在东沟长大，十六岁到黑龙江打工时被日本兵抓去强征入伍，送往前线的途中冒死逃跑，九死一生徒步回到了东沟。日本投降后，十七岁的大伯父考入当时的东北人民军政大学，以第二期学员的身份毕业。当时的吉林分校第二期学员约300名中绝大多数为朝鲜族，其中半数以上人毕业后受金日成政府的邀请到了朝鲜。大伯父就是这样去的朝鲜，1947年到朝鲜后进入新义州军官大学学习，毕业后就职于某炮兵部队。1950年，二十二岁的大伯父已是上尉军衔，指挥着某炮兵部队投入朝鲜战争，打响战役一个多月后与家中失去通信联络，直到战争结束音信杳无。祖父生前多方打听大伯父的下落，未果；祖父去世后，父亲继续艰苦的寻找，终于于1975年得到一纸公函，认定大伯父为阵亡烈士。

    除了大伯父，祖父一家其他人的生活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战争的影响。二伯父也在东沟长大，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的密山某兵工厂工作；珍宝岛战役前后，兵工厂内迁至辽宁省凌源县，二伯父一家从此定居在辽宁。父亲大学期间，226部队医院成为珍宝岛战役的后方医院，父亲响应党的号召为伤病员无偿献血，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输血后严重营养不足而患上肺结核，差一点就休了学。排行最大的大姑母则是日本侵略军的受害人，由于从小学就接受殖民地教育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对日本殖民者的穷凶极恶刻毒至今记忆犹新。

    东沟整个村子都是朝鲜人，很多户人家的身世都与祖父家颇有雷同。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那村庄民风很是淳朴，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颇为艰苦，印象中那里却洋溢着和平年代的安康气息，村民们彼此相处和睦，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也没有渗透到那个角落里。父亲的亲兄弟姐妹早都离开了那个地方，奶奶也随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小时候那里的亲戚们其实是父亲的堂兄弟姐妹，他们却一直与父亲的兄弟们来往如亲兄弟。我们小孩子当然不懂得什么血缘的远近，反正去那里他们都对我们很好，也就乐得年年去玩、年年去吃一阵子难得的大米饭。

    记得我们最常去的是大堂伯父家。大堂伯父虽然辈分上是我们的伯父，岁数却相当于我们的爷爷辈，对我们也像爷爷对孙子孙女“隔辈亲”似的疼爱有加。大伯家是典型的白灰墙草屋顶的朝鲜式农舍，屋檐下总有三两个燕子垒的巢，由于那燕巢往往是口儿小肚子大的半个葫芦状，我小时候就以为燕子是以那个小小的巢为通道进而钻入房顶，占据着整个三角形房顶的巨大空间。屋檐下有好几道门，直接通往各个房间，也代替了窗子兼备采光功能，不像汉族人家的房子屋与屋之间以走廊相通。冬天的时候，门的两边总会挂着编成一两米长大串儿的干红辣椒、干苞米棒子、干大蒜头、干苦姑鸟什么的，那苦姑鸟则是专门给我们这些走亲戚的孩子们留的。

    到了东沟，一整个寒假就可以吃大米饭。那时候城镇里穷啊，大米是按每人每月二斤供应的，有老人和婴儿的家庭略微多一些，普通人家有钱也没地方多买大米，何况也没钱。菜嘛大抵还是和城里一样的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却偶尔可以吃到山兔子、烤麻雀什么的荤腥，还可以经常吃到自家发的黄豆芽，平日里还有零食 — 炒黄豆，或者爆米花。不过即使没有那些花样，光是能吃到不掺粗粮的白米饭就已经很让我们觉得幸福无边了。

    过年的时候，要是在东沟，当然就吃得更好了。往往会杀猪，一大家子包括左邻右舍在内，都美美地连吃好多天肉汤。在东沟，谁家杀猪都不会光自己家吃的，总要送一些给前院后院左右邻舍的人家分享，送多少当然看平日的交情，可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