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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义庙等部分组成，占地83.12亩(55441.04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2159平方米，占21.93%，绿化面积23301平方米，占42%，是全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和三国文化的集中展示地，也是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堂并与陵园合一的名胜古迹。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惠陵、汉昭烈庙始建于蜀汉章武三年（223），南北朝时迁来了武侯祠。南北朝至元代，三者彼此为邻、各自分开，明初合为一体，并将刘备、诸葛亮合祀一殿，蜀人仍习称这复合体为武侯祠。清康熙十一年(1672)维修时又将其分为前后两殿，保留至今。
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在一条中轴线上，依次是昭烈庙、武侯祠、三义庙、“结义楼”等。其西是惠陵陵园和“三国文化陈列室”等。祠内还有碑碣、匾联、钟鼓、听鹂馆、香叶轩等景区、景点,内容丰富。祠内有蜀汉历史人物塑像50尊,多出自清代民间艺人之手。蜀汉君臣上下济济一堂,是成都武侯祠的一大特色。这些塑像群从清代起被人们视为喜神。武侯祠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主题鲜明、文化博深而享誉海内外，每年前来参观、游览、朝拜的游客达一百万人次以上。1780年来它在建设、维修、发展时又自觉、不自觉的将儒家文化、兵家文化作为了主体思想； 加之它又正好位于“三国正统”的蜀汉的首都，因此它理所当然的被中外游客视为“三国文化”的圣地。
武侯祠的建筑格局，历史上也屡经变化。第一次大变是武侯祠的迁入。成都武侯祠始建于成汉李雄（303——334年在位）之时，位于少城内。杜甫于上元元年（760），拜谒武侯祠时，祠内已古柏森森，由此上推其始迁入年代约在南北朝。诸葛亮一生功绩建树得力于刘备三顾茅庐；蜀汉帝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诸葛亮的忠贞智慧。把他们的纪念地迁到一起，良相伴明君，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也是儒家文化为这个名胜景点注入的最强活力。武侯祠迁到惠陵、汉昭烈庙旁，三个景点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三国文化为背景的景区，它对丰富这一景区的文化内涵、提高地位、扩大影响等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宋代任渊《重修先主庙记》：惠陵有庙在其东,所从来远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临之,东夹室以后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别庙,忠武侯在焉。明初发生了第二次大变化。据张时彻嘉靖二十六年（1547）《诸葛武侯祠堂碑记》说：“洪武初……，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为文祭之。盖自是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碑庙中。”明初“武侯于东，关张于西”，即将诸葛亮的像塑在刘备的东面，把关张的像塑在刘备的西面，事实上以前的武侯祠已“废祠”。这次大变，将过去的当昭烈庙与武侯祠合为一殿，出发点是“君臣宜一体”，仍是儒家文化的君臣观念在起主导作用。康熙十年（1671）维修时，又将明代的一殿分为前后两殿，形成昭烈庙（昭烈殿、刘备殿）在前，武侯祠（忠武殿、诸葛亮殿）在后，前高后低的格局；又置文臣武将两廊于前殿两侧，“如朝廷礼”，进一步突出刘氏皇权。这次变化仍保留了君尊臣卑的儒家文化主题。
武侯祠入选的塑像，历史上屡有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忠”的不同认识。南北朝时将原建在成都少城内的武侯祠迁到惠陵旁，“以臣伴君”，是儒家文化中君臣关系的具体反映。祠内唐宋时期原有刘禅专祠，当然也有塑像。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两王难当二堂》说：“蜀先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刘禅祠。蒋公堂帅蜀，以禅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清代在重塑武侯祠塑像时，入选对象无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忠。刘禅、法正、彭羕 、廖立、刘封、李严、刘琰、魏延、杨仪、谯周等一大批蜀汉重要人物之所以落选，那就是他们在过不了“忠”的“政审”关。
通过千百年来的反复提炼，武侯祠内的碑刻、匾联、陈列等，逐步抓住、突出了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的本质特征，画龙点睛。如以“攻心”联为代表的武侯祠匾额对联，集中反映、评价了蜀汉英雄的三纲五常观念，其中特别特出了刘备的仁、惠、诸葛亮的忠、智、关羽的义、张飞的诚信等。
可以说，武侯祠保留了“三国文化”的精髓，将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紧密结合。这里的许多内容可视为治国、治军、管理企业、为人处世、治家教子等方面的教材和典范。正因如此，国内外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及一般群众才不远千里，来此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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